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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工总部:抗战期间汪伪特务的组织与活动
[添加时间]2017-12-24 04:28 [来源]未知]

  ]抗战时的伪军,基本上是军队中的动摇者抱着“有奶便是娘”的动机,投靠汪伪而形成的,也有一部分是由日本人利用旧军阀队伍组建的。

  本文摘自《76号特工总部:抗战期间汪伪特务的组织与活动》,马振犊 陆军 著 ,重庆出版社,2017年10月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初,侵略气焰嚣张,日军曾一鼓作气攻占了香港、新加坡、马尼拉及英美荷在东南亚多个殖民地,但日本的战略攻势难以持续,不久便变为守势。1942年8月7日,美军在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虽然日伪的宣传机构还在大造太平洋战场上胜利的声势,但周佛海已分析出日军处于不利地位。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苏鲁门海战,双方均称自己胜利,就余观察,此次海战,英、美之损失大于日本,实无疑义。但其中有不可忽视者,即过去英、美在太平洋均系被动的防御,此次为主动的攻击。故今后形势变化,宜严密监视也。”

  周佛海当初投靠日本人,以为日军会一路打下去,攻占重庆及西安、昆明等地,而且日本与英美不会开战,时至今日,“乃知两种认识均错误,故和平运动不能不认为失策”。周佛海在日记中指责日本人不该和英美交战,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汪伪政府成立后,周佛海一手掌控汪伪的财政经济及特工大权,可谓权倾一时,其本人也为此得意非常,但日本人对汪政权的严密监控,使他备感做奴才的滋味,而国共两党合作坚持抗日,使日本在中国已成泥足,这些使周佛海已预感前景不妙,他在1940年12月5日日记中写道:

  两年前今日离开重庆,回首往事,恍如隔世。二年来不仅国家情势、个人身世发生无限变化,即世界情形与两年前亦有巨大变动,今后如何发展,非人力所能预知。唯观察日本疲惫情形,又似重庆见解为正当,而吾人为错误矣。

  客少人稀,因得冷静考虑,深觉在汉在渝时,对日本之观察甚为错误,今事实表现,足以证明抗战派理论正确。

  周佛海认为自己对形势的观察“辄多错误,初信决不致扩大,乃至扩大延长至今;继信日本军事行动必继续发展至重庆,乃日本无力再进;深信美日必妥协,乃美如此强硬。此外,对于我国估价过低,对于日本估价过高,均根本错误”。“日本之无办法,实出人意料之外,日本必将失败,颇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国也。”面对日本的败局,周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日本如战胜,其态度会更加嚣张,否则,他们在我国的沦陷区搜刮物资也自必加紧,态度也必然更凶恶,总之,我们的处境将更加棘手。现在谈不到什么态度与办法,我们只坚持一个原则,随机应付,尽力来保国家的元气,保护人民不害,做一分是一分,谁还敢说有什么把握。”周佛海曾对金雄白慨叹说:“我们主张和平是为了救国;但抗战更是毫无疑义地为了救国……现在看来,我们是错误了,我们将不会有多大的作为。尽了我们最大的心力,充其量日人想拿走一百分,我们予以掣肘,也只能拖住一分算是一分。”周佛海对战局的悲观估计,代表了汪伪上层大员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

  周佛海早年参加过中国党,曾出席一大,后来投靠,成为CC派的主要干将。他因和汪精卫的历史关系亲密,加上对抗战前途的失望,成了最早随汪精卫投敌的大员,其后成为汪伪第三号大汉奸。

  当渝方唐生明奉命“投汪”来到南京后,周佛海就向他打听路线,准备接其母亲等人从湖南来南京。唐生明报告戴笠后,戴笠就抢先一步,把周母、其岳父杨卓茂等人带到贵州息烽监狱看押起来,做了人质。于是,自命为“孝子”的周佛海先软了下来。他把被捕的军统南京直属组特务程克祥放回重庆,并要他向戴笠转达对“保护和照顾”其家人的感谢,并表示自己“离开重庆,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事先报告委员长”,“今后仍当奉命行事”,向蒋介石表示输诚。

  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包探钱人龙,外号钱麻皮子,过去是军统的暗线,他手下有三个随从彭盛木、彭寿与程克祥,也都加入了军统。钱人龙后来与汪伪76号又搭上关系,出任76号第四处副处长、机要处处长,于1940年2月25日被军统特务击毙在静安寺路的仙乐斯舞厅门口。但二彭与程却继续在军统服务。程克祥时任军统局南京情报组长,彭盛木为副组长。

  彭盛木原籍,时在上海日本特务学校同文书院当教授,经洪帮大佬徐朗西的介绍,彭盛木当上了周佛海的秘书,曾随同周访日参加谈判,担任翻译,日汪会议经过以及《日汪会谈协定》与《附属秘密议定书》都是由彭盛木转给程克祥电告重庆并公布于报端的,这份情报震撼了美、英朝野的作战心理,对盟国约定抗战到底贡献很大。彭盛木不久后暴死,疑为是被日本人发现下毒除掉,而彭寿则与程克祥关系密切,他寄住在程克祥家中。时程妻为一舞女出身,据称此女与二人皆有关系,外人称此女为彭太或程太,以致其住所亦被戏称为“寿祥庐”。

  1939年秋,戴笠令军统南京情报组长程克祥投汪参加“和运”,程克祥与周佛海妻弟杨惺华结识,得以投靠并追随在周的左右。

  1940年,周佛海派程克祥去重庆,试图说服蒋介石与汪合作,共谋对日“和平”,这样他也可以得到解脱。程克祥回渝报告后,得到了戴笠的嘉奖。但蒋介石不肯与汪精卫合作,反要周佛海相机杀了汪精卫,周加以拒绝。蒋介石于是要戴笠牵制住周佛海。接着程克祥又被派回南京,任军统京沪区区长。

  程克祥带着电台与密码本,在戴笠的“忠义救”护送和周佛海伪军的接应下,安全地返回了南京。他带来了一封蒋介石准其自首的写有“知名不具”落款的信给周佛海,成为战后周妻向蒋请求赦免周佛海一死的法宝。戴笠还要程转告周佛海,“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叫他不必挂念”,“不必悔怅过去,只要把握未来,好好干一番”。

  1941年12月,因陈恭澍一案,军统局京沪线交通员安少如被捕,交代出程、彭二人,但他们被审查后都拒认身份。戴笠请帮会徐朗西出面救护,而周佛海此时已被戴笠囚禁其家属捏住了把炳,便同意徐朗西担保,将程、彭释放。当时因陈恭澍叛变,军统上海工作全面失败,戴笠把宝全都押在了周佛海身上,他召见了获释回渝汇报的程克祥,发给密码,要他许周以官位,彻底搞定周佛海,并掌握杨惺华、罗君强等人的动态。

  1943年年底,程克祥返沪,在周佛海家中架设了两部联络渝方的电台,一直通军统局戴笠,另一通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周佛海早年曾任黄埔军校的教官,与戴笠有名义上的师生关系,后来又同在蓝衣社共事,彼此比较熟悉,每日往来电讯不断;而战前顾祝同在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时,周曾为省教育厅长,彼此也熟悉。这时,顾祝同的岳父居住上海,得到了周佛海的关照,“公谊私交,两均契洽”,大大促进了周与渝方的关系。当时周佛海曾对戴笠给他的电令多以蒋介石的名义尚存怀疑,他就电顾请其帮忙“再探中枢虚实”。周佛海处心积虑地在为自己“留条后路”。

  其后,周佛海不断向重庆供给各种情报,掩护军统特务,释放了多名被捕者,并在暗杀李士群等重要事件中执行戴笠的命令,特别是在抗战结束前夕,又为蒋介石抢占地盘阻止党军队进入京沪杭要地立下汗马功劳,最后得到了蒋介石的特赦。

  金雄白记述说:“佛海既与重庆有默契、有谅解,而重庆的特工系统,也不外为中央党部的中统,与军委会黄埔系的军统。而周在战前南京时代,既是CC的最高十干部之一,又是所谓蓝衣社七个最部之一(周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大,回国后,赴粤出任黄埔军校的教官,以此与黄埔系有直接渊源),与重庆的两大特务组织有深切的关系,非迫不得已,即明知为渝方特务,亦决不予以捕杀。如其二十九年四月二十日日记中云:‘晚约陈肖赐来谈,陈为重庆任情报,因系老友,故大胆来此。’又如五月二十日日记:‘(陈)警洲报告,在沪晤戴笠由港来沪之代表张某。’又九月九日云:‘士群引见陆大槐,甫由闽来之渝方特工要员也。’而丁默则为中统创办时的第二处处长(戴笠为第三处处长)。李士群留俄回国后,也一直担任着中统的中级干部,而士群先后投日靠汪以后,尽管一面与重庆方面,以枪还枪,大杀特杀,但与戴雨农氏之间,仍有电台联络,如周佛海日记九月二十日记云:‘返寓后,接士群电称:戴笠来电,谓不敢将余致蒋电呈蒋云云(按:指周有关全面和平之建议)。’所以在二十八、二十九两年中,上海虽然表面上杀来杀去,而背地里则声气互通。汪方特工,既要除日人的疑心,又要获得重庆的谅解,被杀者并非一定是,或是顽敌,而只是行动人员的工作表演而已,此其所以为悲剧、为滑稽剧、为奇迹也!”

  另一方面,戴笠的确对周佛海的母亲照顾得不错。1945年夏,在其母去世时,他还代替周披麻戴孝跪在灵前,拍照送到南京,周佛海看了着实感动。当时周通过秘密电台首先得知其母病逝的消息,大为哀恸,他拟好讣告要在报刊上登载。手下提醒他,现在宁渝已断绝音讯,刊登讣告有暴露对渝关系之虞,周佛海冲动地高声说:“我管不了那么多!难道为了自己母亲死了就秘不发丧?”幸而讣告次日刊出后,亦无人过问其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佛海估计日本将最后战败,于是死心塌地投靠了重庆,从此周佛海便成了戴笠从汪伪拉出来的最大的汉奸。

  金雄白曾当面问过周佛海:“蒋介石对你的态度究竟如何?”周不高兴地回答说:“现在不是很好吗?”金又问:“那将来呢?”周听罢摇摇头反问道:“你看张汉卿现在如何?”意即说曾经反蒋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金劝周:与其做“暗妾”不如公开反日,大干一场。可以把这几年与日交涉的内幕在《平报》上发表,以取信于国人。周说:“你这是书生之见,哪里有那么简单!”最后,周说:“我尽我心且尽人事以待天命吧!”军统局通过策反汪伪第三号人物周佛海,利用其掌握的军权控制了伪军,以为战后接收沦陷区做准备。

  抗战时的伪军,基本上是军队中的动摇者抱着“有奶便是娘”的动机,投靠汪伪而形成的,也有一部分是由日本人利用旧军阀队伍组建的,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缺乏民族国家的理念与立场,为求一时生存而投靠日伪,并且除少数顽固派外,多数人因害怕受到国人谴责而产生消极与恐慌心理,随时准备另寻出路。所以,一旦受到重庆军统的策反,几乎都自愿反正,给自己留条后路。但他们也不坚定,在利益下很容易产生反复。于是,军统便不断地要策反他们,其总数自然可观。

  1944年程克祥出任周佛海所辖的伪军委会作战科长,负责部署伪军接应重庆军队,如伪军孙良诚部部署在豫东苏北及扬州一带,控制长江交通,吴化文部在鲁南蚌埠一线,控制津浦路,截断南北交通,以策应南京,并安排军统局张恒任伪军十二军军长,分布于沪杭沿线,策应上海及杭州等地。1945年年初,大体部署完成。

  戴笠为不使伪军被方面争取,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策反委员会,自1942年后就布置了多条线月派姚虎臣、李夏荣负责策反汪伪广州要港司令招桂章,1943年在澳门设立军统粤海站,派姚虎臣、何崇校负责策南伪军,1945年派张子奇往河南、江苏,运用他过去与西北军的关系,策反孙殿英、张岚峰、任援道等部伪军。

  据军统自己统计,到1944年年底他们共策反伪军73起,收编官兵561030人,枪419246支。这些数字,确实与否尚待考证,但可以认定的是其中必然包括了相当部分的反复计算情况。

  金雄白这样评价周与重庆的关系:“汪方特工与渝方的实行暗杀战,是悲剧,是滑稽剧,也是想不到的奇迹。因为,汪方特务工作的最高主持人周佛海,尽管他以汪氏对他信任之专,一直认为汪以国士待之,故有感恩图报之心,但对他的故主蒋先生,存在流露眷恋崇敬之意。以处于敌对的地位,非但未尝有所诋毁,且毫无避忌地在嘴下笔下,尊称蒋先生而不敢名。”

  李士群是伪特务组织的实际创始人和实权派人物,曾为汪伪政府的成立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在汪伪内部也是个权势遮天、人人惧怕的魔王,且头脑灵活,狡兔三窟。

  本来,戴笠派唐生明投汪时,曾给他一个任务是要拉拢李士群。因李士群一度曾是唐生明之兄唐生智的部下,但李士群以时过人非,并不多搭理唐生明,使他无隙可乘。1941年8月,戴笠又通过杜月笙找到过去对李士群有恩的上海律师余祥琴,发展他加入军统局,指示他去见李士群,要李杀了汪精卫或劫持他来重庆立功。9月,余祥琴返回上海,密见李士群,转达了戴笠的意思,说如此做了“不但既往不咎,且代蒋委员长保证给你更好的地位和优厚的奖励”。李士群对此当即否决,他表示“愿诚意与戴先生合作”,但唯有害汪一事不能办,并“请戴先生给我一封亲笔信”才能相信。虽然后来余祥琴乃至唐生明都在继续做李的工作,但因李士群根本上是投靠日本人才发迹的,且因个人历史上曾吃过中统大亏,他的合作表态,基本上是敷衍重庆的。对此戴笠对李只有表态没有行动的情况已心中有数。但他对李士群除了继续以权利相诱外,也没有别的办法。

  《76号特工总部:抗战期间汪伪特务的组织与活动》,马振犊 陆军 著 ,重庆出版社,2017年10月

  本书是一部关于抗战期间汪伪特工组织从成立到覆灭整个过程的历史著作。作者在本书中对“汪伪76号”的起源、人员构成、社会关系、组织与活动、同重庆国民政府的恩恩怨怨,都进行了翔实的介绍;对76号的汉奸在抗战后期的“困兽之斗”与抗战胜利后汪伪汉奸们的最终下场分别以专章介绍;对抗日战争期间日、蒋、汪三方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有所披露。作品通过汪伪76号特工的组织与活动,勾勒出一部抗战期间汪伪特务与重庆政府的中统、军统特务的争斗史,汪伪内部的权利斗争与倾轧史。对汪伪汉奸予以贬斥的同时,对的中统、军统特务人员容易变节的事实及其原因,也予以深度剖析。

  内容还包括李、丁投日后组建汉奸特务组织的“落水”,在日本命令下与汪伪合流,成为汪伪中央特务总部,以及后来76号的抗战力量、民众、谋杀,与军统及中统等特务生死博杀与暗地斗法较量、76号在汪伪政府内部拉帮结派争权夺利,以及后来李士群及其上司周佛海等人与重庆方面暗中往来勾结合作,最后被日本人毒毙的下场,抗战后期76号的挣扎活动与主要汉奸的最后下场,等等。作品对76号特务们投日叛国的动机与落水后的思想动态、途穷末日状况下穷凶极恶行动的原因以及纷纷积蓄力量或暗通渝方寻求最后出路的努力等,进行了深入分析, 对他们丧失民族气节、颜事敌的行为予以贬斥。

  为撰写此书,本书作者对相关材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曾于2013年7月前往台北“国史馆”,查阅了他们刚开放的军统档案中搜集的有关76号的情报、工作记录等档案,特别是李士群与汪精卫来往函电一批,其中所揭露的许多史实内幕都是第一次披露,极富研究价值与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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